“基于网络计划的应急预案的可操作性研究

　　[55]于瑛英等：“基于网络计划的应急预案的可操作性研究”，载 《公共管理学报》2007年第2期。

　　[56]刘铁民：“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编制与管理”，载 《中国应急管理》2007年第1期。

　　[57]林鸿潮：“论应急预案的性质和效力：以国家和省级预案为考察对象”，载 《法学家》2009年第2期。

　　[58]唐玮等：“提高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有效性的关键问题分析”，载 《中国行政管理》2013年第8期。

　　[59]钟开斌：“‘一案三制’：中国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基本框架”，载 《南京社会科学》2009年第11期。

　　[60]全国干部培训教材编审指导委员会组织编写：《公共危机管理》，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61]虽然世界各国立法都从损失较小利益、保全更大利益的原则出发，允许对宪法和法律中的基本人权加以限制，但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不能随意侵犯，一些最基本的人权即使在紧急状态下也应该保留，不能随便克减，于是大多数国家宪法和法律以及许多国际性公约都确立了紧急状态下人权保障的最低标准，也即克减底线，反对政府权力 （包括立法权）无限制地滥用紧急权。对于究竟哪些权利属于最低限度的人权，各国突发事件应急立法并不完全一致，但从世界范围看，基本权利克减底线通常包括：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不受侵犯、不受非法驱逐出境和流放、公民资格不得取消、宗教信仰自由受到尊重、语言使用权不受侵犯、思想自由、禁止有罪推定、法不溯及既往等等。这些权利为处于受限地位的公民提供了起码的法律保护，它与“应急法治原则”一道，有助于消除应急法制在权利义务配置上的不均衡。参见徐高、莫纪宏编著：《外国紧急紧急状态法律制度》，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第91页。

　　[62]全国干部培训教材编审指导委员会组织编写：《公共危机管理》，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63]戚建刚：《法治国家架构下的行政紧急权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9～80页。

　　[64]张成福：“公共危机管理：全面整合的模式与战略”，载冯慧玲主编：《公共危机启示录——对SARS的多维审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9页。

　　[65]张成福：“公共危机管理：全面整合的模式与战略”，载冯慧玲主编：《公共危机启示录——对SARS的多维审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6～77页。

　　[66]石亚军：“公和谐社会与政府能力建设”，载刘俊生主编：《政府治理理论与实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0页。

　　[67]李程伟：“政府社会能力的提升：机制创新对策分析”，载刘俊生主编：《政府治理理论与实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32页。

　　[68]“用社会化和市场化的方法应对危机——访中国政法大学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李程伟”，载 《中国经济导报》第1677期。

　　[69]马建川等：《公共行政原理》，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37页。

　　[70]何海燕：《危机管理概论》，首都经贸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6页。

　　[71]陈秀梅等：《领导者应对突发事件的理论与事务公共行政原理》，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173页。

　　第三章从食品卫生到食品安全：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的演变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安全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关系到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稳定，关系到政府和国家的形象。食品安全领域因为其所具有的信息不对称性、外部性、专业性、公共物品属性等特征，就使得市场机制有可能失灵，所以对食品安全领域进行监管就成为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在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的演进过程中，也实现了从“食品卫生”到“食品安全”监管理念的转变。“食品应当无毒、无害，符合应当有的营养要求，具有相应的色、香、味等感官性状。”[1]在当时的社会需求下，食品安全的监管则侧重于卫生的要求，食品监管以围绕着是否干净、是否完好无损以及新鲜等外部特征为主。随着人们开始更为关注食品安全问题，“指食品无毒、无害，符合应当有的营养要求，对人体健康不造成任何急性、亚急性或者慢性危害”[2]。对于食品监管的要求已经不能仅仅局限于卫生的要求，而要达到更高的层次，即食品的安全，并且将重心转移至食品安全风险的评估和控制。从1995年出台的 《食品卫生法》到2009年出台的 《食品安全法》，是中国食品安全监管理念变化在法律层面的落实。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经历了四个阶段的演变历程：1949—1979年从分块管理到纵向综合机构管理；1979—2003年食品安全分段监管框架形成；2003—2009年综合协调下的分段监管；2009年至今以风险控制为中心的综合监管。1979年以前我国的食品安全监管是以卫生防疫为核心的纵向监管模式，50年代初建立的卫生防疫站管理了多项卫生安全工作，其中也包括食品卫生在内。“文革”开始后其职能受到一定影响而弱化，食品卫生监督的职能逐步转移到如轻工业部、农业部、商业部等部门，其模式是依据主管部门与生产经营者关系进行管理。1979年后市场经济发展使得食品经营多元化，监管逐渐过渡到针对具体内容的阶段监管模式。1989年开始进出口食品安全由检验检疫机关和海关负责，1993年开始食用农产品安全由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