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取针对性的应对措施和临时性应对机制

　　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三个角度”[46]讨论了校园安全文化的建设问题。但综合以上分析来看，当前我国的学校安全管理体系仍然处于一事一应对的阶段，比如发生了校车安全事故问题，就加强校车安全的监管，出台相关条例进行安全规制，比如接连发生了歹徒在学校门口或者校园内的行凶砍杀学生，驾车袭击学生等事件，则公安部教育部联防联控，对周边安全隐患排查，并形成应急联动机制来进行事件应对和应急处置。我们对学校安全管理基本上仍以“刺激-反应”的模式进行应对，学校师生的风险意识薄弱，缺乏预防与控制风险的能力，未能科学分析学校安全管理的各种风险要素，也没有形成规范的风险评估及风险管理工具，治理机制也未能形成。

　　四、关键要素：风险意识、风险评估与治理机制

　　通过概念辨析及理论分析，本书认为可以用风险意识、风险评估、治理机制三个关键要素将风险治理分为四个阶段：即刺激—反应阶段、萌芽阶段、发展阶段和成熟阶段。在刺激—反应阶段，主要是一事一应对的风险应对模式，即针对特定的典型风险，采取针对性的应对措施和临时性应对机制，对风险类型和规律缺乏认识且风险意识不足，没有形成规范的风险评估及风险管理工具，缺乏稳定明晰的治理机制。对照当前我国的学校安全管理体系而言，基本符合刺激—反应阶段的特征，因此本书认为其处于风险治理中的刺激—反应阶段；在风险治理萌芽阶段，主要是采用预防准备与应急处置相结合的风险应对模式，即具备较强的风险意识，也有一定的预防准备措施及方法，但仍然缺乏规范的风险评估及风险管理工具，风险评估只能零散地存在于部分重大项目或重大活动中，未能形成明晰有效的治理机制。对照当前我国综合应急管理体系发展现状来看，基本符合萌芽阶段的相关特征，因此本书认为其处于风险治理的萌芽阶段；在风险治理发展阶段，主要是以风险控制为中心，以标准规范和风险监管为抓手，通过风险规制、标准规范、检验检测、日常监管等形式对风险进行管控，具备较为系统的风险评估及风险管理工具，但风险管理仍主要局限于单一主体内，未能形成有效的风险治理机制。对照当前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的发展现状来看，基本符合发展阶段的相关特征，正逐步趋近于风险治理的成熟阶段，因此本书认为其处于风险治理的发展阶段；风险治理成熟阶段，主要是以风险控制为中心，各类风险利益相关主体能够平等地参与风险治理过程，对于风险相关信息有成熟的共享及沟通机制，具有较为客观的风险评估工具及风险评估机构，风险管理工具规范，治理机制清晰，能够促进多元主体达成共识并形成与风险有关的治理决策，当前未能发现我国某个具体领域的风险治理具备成熟阶段的相关特征。通过对以上三个体系及其阶段划分的分析，我们对这三个体系所处风险治理阶段的划分和特征描述如表5-4：

　　表5-4综合应急、食品安全、学校安全的风险治理阶段

　　并非所有风险都适用于风险治理模式，需要根据风险控制成本，应对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等多种因素综合考量，有的风险类型如地震等很难进行风险评估或风险控制，只能从增强抗震减灾进行能力建设；有的风险类型如核应急等由于其特殊性，只能适用于单一主体进行风险管理更有效，也未必一定需要形成明晰的治理机制进行风险的防控。风险治理阶段划分及关键要素的分析，可以让我们更清楚风险治理的内在机理，当前我国的风险治理理论与实践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对风险治理理论更具体的描述和风险治理实践更详细的分析，一定会对风险治理领域发展具备重要理论和实践价值。

　　第三节风险沟通的制度解构与重构设想

　　“核战争的可能性、生态灾难、不可遏制的人口爆炸、全球经济交流的崩溃，以及其他潜在的全球性灾难，为我们每一个人勾画出了风险社会的一幅令人不安的危险前景”[47]，人类开始发觉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这个世界正在匆匆地走向它的尽头”[48]。城市作为人类文明发展成果的聚集之地，天然成为风险的焦点所在，城市风险治理成为了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和探讨的重要课题。风险沟通作为城市风险治理的关键环节，是保障风险信息的共享及传递，引导风险防范行为和应急处置的重要手段。以天津港“8·12”特大爆炸事故为例，当地政府在与相关企业在事前缺乏与公众的风险沟通，事故发生后又滞后信息发布，瑞海公司作为风险制造者隐瞒了关键风险信息使得消防官兵在应急处置中风险防范不足等，直接导致天津港特重大爆炸安全事故的发生和升级。风险沟通制度作为风险沟通实践的重要保障，是“通过法律实现的权利和义务为个体提供了一种确定性的指引”[49]，具有规范政府、市场和社会在风险情景下获取风险信息权利和履行风险沟通义务的功能，进而防范和降低风险带来的危害。风险沟通有助于增强风险治理决策的正当性和合法性，提升风险治理行动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更有助于加强政府、市场与社会整体对风险的认知和预防。

　　一、风险沟通的制度框架

　　20世纪70年代风险沟通 （risk communication）首次被提出，部分学者对风险沟通的界定是从政府角度出发到无知且被动的市场与社会的风险信息的传递，更多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