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一个或者相同的危机经验中往往是从许多不
在总体上看,危机为领导者提供了学习与适应的机会,但在现实世界里,决策会出错、即使面对同样的危机,要采取哪种应对方法也并不是很容易。因为一个或者相同的危机经验中往往是从许多不同的危机事例中得出的,所以,我们来研究危机学习模型有特别意义。
巴瑞·特纳和布莱恩·托夫特在《危机的组织学习》一文中,通过分析危机中大规模复杂系统的失败,提出了一个减少社会—技术危机失败的学习模型(见图3-7)。
图3-7 社会—技术危机治理学习系统
巴瑞·特纳和布莱恩·托夫特强调,危机学习模型正是为了减少社会—技术系统的失败而提出的。所有形式的危机学习都基于对过去危机教训与未来危机可能的相关性联系,我们往往在过去经验与现在处境相似中去获得危机学习的知识。现实中,一般系统的危机因其重复出现而再次避免不难,许多复杂系统的危机则因其“高频度—低重复”的特点,教训的汲取难度很大。然而我们通过学习,总能找到大规模突发事件之间与公共灾难之间的一些共同特征,研究这些特征,可以增强我们的预防能力。以中美安全危机管理为例,“从朝鲜战场上兵戎相见,到后来一系列危机的和平解决,可以看到中美两国的决策者在处理双方危机中的一条‘学习曲线’。双方的行为从力图打赢战争向威慑对手转变,从威慑对手向共同管理危机转变,危机的可管理空间逐步扩大”。
(二)危机后体制革新
最有效的危机治理是没有什么危机可治,也就是在危机的微小信号产生时就及时处理,这就要求我们在学习危机处理的基础上,坚决地进行危机治理体制的革新与重新确立,以最大的可能做到防微杜渐;或者说在不可避免的危机意外降临之前,我们就有应对危机的一整套法律与体制的保障,并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大的可能减少可以减少的损失。
危机管理研究中“高可靠性理论”认为,人们可以经过学习与努力,让风险系统始终处在安全状态中。而“正常事故理论”的观点则相反,认为无论我们怎样努力,由于相互作用的复杂性,总有严重的危机会产生。国际危机专家斯科特·萨根在结合具体案例,比较研究了上述两种理论之后,支持后一种理论,认为灾难性事故虽然是罕见的但也是“正常”的,因为问题的成因内在于系统之中,也就是说体制性成因往往是危机的最重要成因。
体制主要有三个要件组成:机构设置、权限划分和运作程序(见图3-8)。
图3-8 体制结构的基本要件
机构设置体现了一种法定的组织形式,权限划分则体现了一种法定的权力形式,而运作程序同样体现了一种法定的规则操作过程。每一种体制要件的变革都是体制的变革,当然对三个方面同时进行变革,则是全面的体制改革。
体制革新的价值不仅仅是为了更有效地防止同类或其他公共危机的发生,而且是为了更有效地获得政府危机治理的政治合法性,获得民众对现行政府执政权威的进一步认同与支持。但是体制革新有它的困难与“陷阱”。困难是改革必须付出的“成本”,这一成本不能是“沉没成本”,即改革者和被改革者都没有从改革中获得增长的利益甚至都失去原来的利益。同时体制改革还有它的“陷阱”,即本来是想用新体制去防止与应对危机,结果,新体制本身却引发了“新危机”。以阿根廷危机为例,危机爆发后,新政府采用新的金融程序,宣布限制从银行提取现金并进一步冻结存款的决定,结果引起了民众的强烈不满与骚动。特别是最高法院竟然判决政府措施违宪,迫使政府置危机于一边,先召开议员会议,动员他们去弹劾最高法院全体大法官,在经济危机之上又引发阿根廷的宪制危机。我们必须看到,危机的爆发必定会暴露政府组织内部的某种缺陷或深层次问题。许多危机表明:严重的问题都是内生于政府的。所以,在危机中,政府往往不再被视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的一个部分,而是被视为问题本身的一部分。
那么面对危机,是否该作体制改革呢?阿利安·波恩列出了一个选择模型(见表3-1)。
表3-1 危机事后的改革选择
从表3-1中可知,是否进行改革不仅取决于领导者的战略选择(改革或改良),还取决于领导者对危机结果的认知(高或低)。保守者的选择一般风险较低,无论是恢复原秩序,还是使得情况有所进展,都能维持其威信;而改革者选择的是一条风险之路,他们可能会大赢,但也可能威信大跌。所以,在危机响应中,大多数领导往往会选择保守而不是改革。但当下列情况出现:一是当领导者认识到唯有改革才能应对危机(往往是外部环境的危机,如战争、气候变化、经济萧条、能源短缺等)时,二是当领导者确信危机本身可使得人们长期忍受的难题得以解决时,三是当领导者看到政治权力生存的要求重于技术可行性时,四是当领导者获得了“结构性机会”(重大自然灾害、市民骚乱、准战争状态以及某些特殊的紧急突发事件)时,领导者都倾向于选择改革。
体制改革与否说到底都是对危机学习的结果,所以“第一学习原则”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称为“第一体制原则”。
危机爆发后,不同组织与部门的领导间合作极为重要。但在危机原因不明确、危害不明显、行动的潜在后果只能凭想像猜测时,良好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