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群体极化负面消息是及难处理也是必须处理

严峻的社会现实是网络群体极化的根本。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社会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都进入了飞速发展阶段，为了使中华民族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国必须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其他发达国家几百年才逐渐完成的现代化道路。
正因为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竞争加剧、贫富差距扩大、生活节奏加速、外国思想冲击等一系列因素使得中国传统的价值体系受到猛烈的冲击，且人民群众的价值观日趋多元化，使得现阶段我国群众在社会重压之下容易产生紧张、焦虑、不满等负面情绪，行为模型呈现浮躁性、矛盾性，甚至会造成心理结构严重失衡。
而在现实社会中，极少存在可以帮助宣泄这些负面情绪的场合、机构或心理咨询人士，因此负面情绪容易在个体内心中不断累积。而网络因其匿名性和自由性，使其成为了一个绝佳的发泄渠道。不仅如此，网络还因为其覆盖面广的特点使得具有相同遭遇或心理压抑的个体可以互相取暖、互相安慰，但同时也为网络群体极化现象提供了温床。
网络群体极化现象的背后是社会问题的暗涌，不满情绪的反映与宣泄。网络群体极化现象的引爆点往往是正义旗帜下的民族主义、同情弱势群体的心理、仇富仇官心理等等。有关部门在对网络舆论的专题调研时也发现，互联网热点话题比较容易集中在八个方面爆发：涉“官”与涉“腐”；涉“富”或贫富差距；涉及社会“公平”和“正义”；涉及民族主义以及宗教信仰或中外关系；涉及伦理道德；涉及民生；涉及公共安全、重大事故、自然灾害、环境污染；涉及明星“星闻”、“绯闻”及知名企业、敏感地域等。药家鑫案中，一句“农村人麻烦”被认为有歧视农村人的嫌疑，激化了民意。2012年反日示威活动是一场任由民族情绪肆意宣泄的闹剧。

网民互动的特点和复杂的组成也促成了群体极化现象的产生。对于在群体互动与群体决策中群体是如何集体无意识并走向极化的现象，莫斯科维奇也有过相关论述，比如他认为，“在群体热烈激昂的氛围中，怀疑者找到了真理，犹豫不决者变得果断，温和主义者变成极端主义者。如果群情激愤，情况更是如此。一旦群体的情绪走向极端，他们就会极力拥护一种观点，完全排斥其他观点。”应当说，走向网络群体极化，这是群体互动的必然结果。群体互动中不断走向极化，还有一个因素，即“沉默的螺旋”。
人们由于害怕被孤立，所以持不同意见的人就不得不沉默起来，从而导致群体中的“异见”消失。这一原理放在网络环境中，也是成立的。因此，当一个人处于某个以兴趣爱好或观点相近为纽带的网络群体时，就会与群体内其他成员交流共同的想法与认识，或不断去寻找与自己相近的观点，试以此取得心理安慰，借此强化自己原有的观念。
因此，在团队主流民意的影响下，那些持异议者将越来越失去空间与话语权，整个群体内听不到迥异的意见。在每一个网络群体极化事件的背后，都交织着当事人以及背后的公关公司、网络媒体的工作人员、正义感很强且极度热心的网友以及矛盾的双方等等，他们有各自的目的并且在观点传播中相互促进。
正是这些主体的复杂性，也推动了群体影响的“释放效应”，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盲目从众。2014年高校学生打砸食堂事件，最初就立足于“学校食堂饭菜不好吃又贵”、“学校宿
舍限电还事故频发”这几个共识上；2012年反日示威活动，也是中国社会广泛的仇日情结作祟的结果。政府部门网络治理或舆情调控存在的诸多不足也将广大网民推向了群体极化的方向。当网络极化现象出现时，一些不当的治理措施，或者缺乏相关经验的调控行为，可能会激化网民情绪。
在一些网络事件或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件中，政府部门错误地封杀网络信息，或者政府的声音不能在第一时间向广大网民传达，那么其他的谣言就会占据网民的头脑，一旦网民轻信了谣言，那么由于“首因效应”，网民往往更愿意相信最初听到的消息而对官方的辟谣不屑一顾。此外，由于政府部门习惯性的“维稳”思维，使得一开始政府部门的发声往往也带有一些不实信息，在这些不实信息被指出后，严重影响了政府部门的公信力，使得往后辟谣的消息也显得信度不足。
实际上，网络群体极化现象导致的网络群体性事件之所以发生，大都是政府相关部门试图掩盖事实真相、欺骗网民的错误行为造成。例如，在武大赏樱门票涨价事件中，有网友指出，武汉市物价局发布文件宣布取消一系列收费项目，其中就包括10元的武大樱花开放时节门票价格。这导致多数市民甚至远在外地游客都以为赏樱收费取消。而后物价局称，等到新一年赏樱季节临近，新的价格文件会根据省物价局的定价目录来制定，之后又称省物价部门表示，赏樱收费是武汉大学自主定价，与物价局的定价目录无关。如此出尔反尔，进一步激发了众网友的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