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播媒介的消息经常被误解
发布时间:2021-09-08 11:47 浏览次数:次 作者:admin
情绪与理解有个利用催眠术的实验表明,情绪会影响理解。鲁巴和卢卡斯(Leuba and
Lucas,1945)对受试者实施催眠,提示他们正处于某种情绪之中,然后要他们说出所看到图片的内容。先将受试者置于一种快乐的情绪中,并向他们显示6张图片。然后告诉他们忘记图片及刚才说过的关于图片的话,将他们置于一种挑剔的情绪中,并再度向他们显示那6张图片。最后以同样的方式再对受试者进行一次试验,不过这次将他们置于焦虑的情绪中。对图片的描述依个人所处情绪的不同而有极大的不同。对所提供的图片,他们不仅在思路上不同,而且注意到的细节也不同。
有一张图片表现的是一些年轻人在一个沼泽地区挖掘。下面是一位受试者在快乐的情绪中对图片所作的描述:“看起来相当有趣;它使我想起夏天。那就是人生的追求;在旷野中工作,真的很生动-在泥土中挖掘、种植,看着东西成长。”下面是同一受试者在挑剔的情绪中对同一图片所作的描述:“好可怕的地方。对那种年龄的孩子来说,一定有更有价值的事情需要做,而不是挖这种脏东西。那里污秽又肮脏,没有一点好处。”下面是同一受试者在焦虑的情绪中对同一图片所作的描述:“他们可能会受伤或被割破。那里应该有一位年长者,这样如果有意外发生的话,他会懂得如何处理。我不知道那水有多深。”
态度与理解哈斯托福和坎特里尔(Hastorf and Cantril,1954)研究了人们对足球比赛的理解,记录了态度(attitude)对理解的影响。1951年达特茅斯大学与普林斯顿大学之间的比赛既激动人心又充满争议。普林斯顿队的明星球员卡兹梅尔(DichKazmaier)在比赛第二场中因为鼻子受伤被架出场外。在第三场,一个达特茅斯队的球员又受了腿伤。有关球赛的讨论持续了好几周,两个学校报纸的社论互相谴责对方学校的粗鲁行径。哈斯托福和坎特里尔利用这种情况进行了一次理解方面的研究。他们给两部分人观看足球比赛的影片:两个组是达特茅斯兄弟会的学生,两个组是普林斯顿本科生俱乐部的学生。来自两所学校的学生看到普林斯顿球队犯规的次数是一样的,但是普林斯顿的学生平均看到达特茅斯队犯规的次数达9.8次,而达特茅斯的学生平均只看到自己学校的球队犯规4.3次。也就是说,普林斯顿的学生看到的达特茅斯队犯规次数为达特茅斯学生的两倍。哈斯托
福和坎特里尔说,“事实似乎很清楚,对同一场“球赛”实际上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并且,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对事件的看法是“真实”的”。
理解与大众传播
到目前为止,从对这些研究的讨论中我们已经看到,理解一般受到假定(通常是无意识的)、文化期待、需要、情绪和态度的影响。当人们对大众传播的消息作出反应时,这些力量同样起作用,如下面的案例所示。
大众传播媒介的消息经常被误解。凯克和穆勒(Keck and Mueller,1994)对美国军队的广告做了一次研究,以求了解观众有没有理解所提供的消息;如果没有,他们理解的消息是什么。研究重点是两条30秒钟的电视广告。一条广告的题目是《亲爱的爹爹》(Dear Dad),这条广告力图展示在军队服役可以促进个人成长、成熟和个性发展,它将军队描绘为令人兴奋、充满冒险机会和富有挑战的地方。第二条广告名为《基本的美德》(Basic Excellence),将军队的基本训练描绘为发现人的能力、克服人的恐惧和压抑的方法。这两条广告的目标受众是18到24岁的白人男性。研究者从目标受众中抽出396人进行调查,向他们放映了广告,然后要求他们填写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受众能够理解一部分想要传达的消息。比如,有61%的受试者赞同,在《基本的美德》中描绘的军队生活是令人兴奋和富有挑战的。也有68%的受试者同意,通过参与广告片中强调的活动可以获得个人的成就感。但是,很大比例的人也获得了宣传者意图之外的消息。比如,39%的受试者觉得广告中表现的教官形象不真实。66%的受试者觉得参与广告中的活动并不能使他们找到好工作。在对广告的误解与观众的不同特征之间存在系统相关性。比如,54%的黑人受试者觉得在《基本的美德》中对教官的描绘是准确的;而只有26%的白人受试者、32%的西班牙裔和亚裔受试者觉得对教官的描绘准确。此外,84%的未受过大学教育的受试者认为,《亲爱的爹爹》是美国军队生活的真实写照,在受过一些大学教育的人中这个比例是27%,而在大学毕业生中这个比例仅为9%。反成见的卡通画讽刺(satire)是一种常见的新闻手法。这种手法从斯威夫特(JonathanSwift)的《格列佛游记》(Gulliver's Travels)到特鲁多(Garry Trudeau)的滑稽连环画《唐宁斯柏瑞》(Doonesbury)都曾使用。但人们是如何理解讽刺的呢?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对研究讽刺的效果很感兴趣,希望了解它在降低成见方面的作用。委员会资助了库珀和贾霍达(Eunice Cooper and Marie Jahoda,1947)对
反成见的卡通画的效果研究。他们研究的卡通人物名叫比考特先生(Mr. Big-gott),他是一个夸张的人物造型,在设计情境中显得荒谬可笑。比如,在一个卡通画中,比考特先生躺在医院的床上奄奄一息,他对医生说:“医生,如果我需要输血,我要确定,除了第六代美国贵族的血以外,我不要输任何别的血!”这个卡通的目的,是要人们看到,成见是多么荒谬,从而降低他们自己的成见。库珀与贾霍达用这些卡通画对160位非犹太裔的工人阶级白种男人做测试。样本中约有三分之二的受试者误解了这些卡通画。一些人认为,这些卡通画的目的是使成见合法。这些人的解释是,既然卡通画表现了其他人的成见态度,那么读者也可以对自己有同样的态度感到释然。成见低的受试者很容易理解这些卡通画,成见高的受试者很容易误解这些卡通画。库珀与贾霍达认为,回避反成见宣传的原因之一,是害怕不被某个社会群体赞同。他们认为,接受反成见的消息,会威胁到个体在一些群体中的安全感,而这些群体是个体所看重的。这个研究认为,对成见的嘲弄,并不是减少成见的有效方法。人们根据自身的不同态度看待讽刺卡通画。持有成见的人和没有成见的人在卡通画中所见到的都是强化他们既有态度的东西。
Lucas,1945)对受试者实施催眠,提示他们正处于某种情绪之中,然后要他们说出所看到图片的内容。先将受试者置于一种快乐的情绪中,并向他们显示6张图片。然后告诉他们忘记图片及刚才说过的关于图片的话,将他们置于一种挑剔的情绪中,并再度向他们显示那6张图片。最后以同样的方式再对受试者进行一次试验,不过这次将他们置于焦虑的情绪中。对图片的描述依个人所处情绪的不同而有极大的不同。对所提供的图片,他们不仅在思路上不同,而且注意到的细节也不同。
有一张图片表现的是一些年轻人在一个沼泽地区挖掘。下面是一位受试者在快乐的情绪中对图片所作的描述:“看起来相当有趣;它使我想起夏天。那就是人生的追求;在旷野中工作,真的很生动-在泥土中挖掘、种植,看着东西成长。”下面是同一受试者在挑剔的情绪中对同一图片所作的描述:“好可怕的地方。对那种年龄的孩子来说,一定有更有价值的事情需要做,而不是挖这种脏东西。那里污秽又肮脏,没有一点好处。”下面是同一受试者在焦虑的情绪中对同一图片所作的描述:“他们可能会受伤或被割破。那里应该有一位年长者,这样如果有意外发生的话,他会懂得如何处理。我不知道那水有多深。”
态度与理解哈斯托福和坎特里尔(Hastorf and Cantril,1954)研究了人们对足球比赛的理解,记录了态度(attitude)对理解的影响。1951年达特茅斯大学与普林斯顿大学之间的比赛既激动人心又充满争议。普林斯顿队的明星球员卡兹梅尔(DichKazmaier)在比赛第二场中因为鼻子受伤被架出场外。在第三场,一个达特茅斯队的球员又受了腿伤。有关球赛的讨论持续了好几周,两个学校报纸的社论互相谴责对方学校的粗鲁行径。哈斯托福和坎特里尔利用这种情况进行了一次理解方面的研究。他们给两部分人观看足球比赛的影片:两个组是达特茅斯兄弟会的学生,两个组是普林斯顿本科生俱乐部的学生。来自两所学校的学生看到普林斯顿球队犯规的次数是一样的,但是普林斯顿的学生平均看到达特茅斯队犯规的次数达9.8次,而达特茅斯的学生平均只看到自己学校的球队犯规4.3次。也就是说,普林斯顿的学生看到的达特茅斯队犯规次数为达特茅斯学生的两倍。哈斯托
福和坎特里尔说,“事实似乎很清楚,对同一场“球赛”实际上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并且,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对事件的看法是“真实”的”。
理解与大众传播
到目前为止,从对这些研究的讨论中我们已经看到,理解一般受到假定(通常是无意识的)、文化期待、需要、情绪和态度的影响。当人们对大众传播的消息作出反应时,这些力量同样起作用,如下面的案例所示。
大众传播媒介的消息经常被误解。凯克和穆勒(Keck and Mueller,1994)对美国军队的广告做了一次研究,以求了解观众有没有理解所提供的消息;如果没有,他们理解的消息是什么。研究重点是两条30秒钟的电视广告。一条广告的题目是《亲爱的爹爹》(Dear Dad),这条广告力图展示在军队服役可以促进个人成长、成熟和个性发展,它将军队描绘为令人兴奋、充满冒险机会和富有挑战的地方。第二条广告名为《基本的美德》(Basic Excellence),将军队的基本训练描绘为发现人的能力、克服人的恐惧和压抑的方法。这两条广告的目标受众是18到24岁的白人男性。研究者从目标受众中抽出396人进行调查,向他们放映了广告,然后要求他们填写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受众能够理解一部分想要传达的消息。比如,有61%的受试者赞同,在《基本的美德》中描绘的军队生活是令人兴奋和富有挑战的。也有68%的受试者同意,通过参与广告片中强调的活动可以获得个人的成就感。但是,很大比例的人也获得了宣传者意图之外的消息。比如,39%的受试者觉得广告中表现的教官形象不真实。66%的受试者觉得参与广告中的活动并不能使他们找到好工作。在对广告的误解与观众的不同特征之间存在系统相关性。比如,54%的黑人受试者觉得在《基本的美德》中对教官的描绘是准确的;而只有26%的白人受试者、32%的西班牙裔和亚裔受试者觉得对教官的描绘准确。此外,84%的未受过大学教育的受试者认为,《亲爱的爹爹》是美国军队生活的真实写照,在受过一些大学教育的人中这个比例是27%,而在大学毕业生中这个比例仅为9%。反成见的卡通画讽刺(satire)是一种常见的新闻手法。这种手法从斯威夫特(JonathanSwift)的《格列佛游记》(Gulliver's Travels)到特鲁多(Garry Trudeau)的滑稽连环画《唐宁斯柏瑞》(Doonesbury)都曾使用。但人们是如何理解讽刺的呢?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对研究讽刺的效果很感兴趣,希望了解它在降低成见方面的作用。委员会资助了库珀和贾霍达(Eunice Cooper and Marie Jahoda,1947)对
反成见的卡通画的效果研究。他们研究的卡通人物名叫比考特先生(Mr. Big-gott),他是一个夸张的人物造型,在设计情境中显得荒谬可笑。比如,在一个卡通画中,比考特先生躺在医院的床上奄奄一息,他对医生说:“医生,如果我需要输血,我要确定,除了第六代美国贵族的血以外,我不要输任何别的血!”这个卡通的目的,是要人们看到,成见是多么荒谬,从而降低他们自己的成见。库珀与贾霍达用这些卡通画对160位非犹太裔的工人阶级白种男人做测试。样本中约有三分之二的受试者误解了这些卡通画。一些人认为,这些卡通画的目的是使成见合法。这些人的解释是,既然卡通画表现了其他人的成见态度,那么读者也可以对自己有同样的态度感到释然。成见低的受试者很容易理解这些卡通画,成见高的受试者很容易误解这些卡通画。库珀与贾霍达认为,回避反成见宣传的原因之一,是害怕不被某个社会群体赞同。他们认为,接受反成见的消息,会威胁到个体在一些群体中的安全感,而这些群体是个体所看重的。这个研究认为,对成见的嘲弄,并不是减少成见的有效方法。人们根据自身的不同态度看待讽刺卡通画。持有成见的人和没有成见的人在卡通画中所见到的都是强化他们既有态度的东西。